1959年4月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前夕，会场上下按例进行安检。关于贺龙提醒迟浩田注意陈明仁携枪入场的往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但公开资料对当时所谓“密令”的原话并不统一，细节也有不同版本。能较为肯定的是，陈明仁当时确实保留着旧军队的某些习惯，同时也已接受了新中国政治生活的规范。

陈明仁生于1903年湖南醴陵，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，早年以敢打敢拼和直率著称。东征时期因临阵果断受到关注，但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在国民党军中也招致猜忌，四平战役后曾遭处分，仕途并非一帆风顺。抗日战争期间他重返前线，参加滇缅方向和滇西反攻等激烈战役，在松山等地的表现使他成为国民党军中较有名气的将领。

多次作战令他对军队与民众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：虽然个人勇武可以取得局部胜利，但无法根本改变军队内部的腐败和社会的动荡。1948年被任为华中“剿总”副司令后，他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接触，出于形势判断和对长沙及民众减少战祸的考虑，双方商议和平处理的可能性。

1949年8月4日，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，国民党在湖南的控制迅速瓦解。陈明仁并未随部南撤，而是保留部队并接受改编，这对他和官兵来说是重大转折。起义后，他虽被纳入新体制，但旧军装、佩枪和上下级关系等习惯一时间难以完全褪去。新中国对起义部队采取改编与教育并行的办法，既保留其军事力量，也要求其适应新的组织纪律。

1955年授衔时，陈明仁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，并获多项荣誉勋章。此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、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，反映出党和国家对这类起义将领普遍采取团结、改造和使用相结合的政策，而非一概排斥。

关于1959年的那次小插曲，广为流传的情节是：陈明仁按旧习惯携带手枪欲进入会场，贺龙担心会场秩序与安全，便托迟浩田出面说明会场对枪械有统一管理规定。陈明仁据说没有争执，表示接受规定，将佩枪交由会务人员保管后进入会场。若事发如传闻，这一过程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谁下了命令，而是当事人面对新制度时的选择与态度——他没有把旧有的武装象征带入国家最高议事场合，也没有以个人习俗抗衡公共规则。

这件事不应被夸大为剧烈对抗，也不能简单地以佩枪与否来判断陈明仁对新政权的态度。长期佩枪既是职业习惯，也是旧式军人身份的外在标志，交出武器恰恰表明他在行为上已经适应了新的身份和组织关系。总体上，陈明仁的一生呈现出明显的转折：从黄埔出身、为国民党征战，到起义投靠新政权并参与国家建设。那支手枪只是一个细节，却恰恰显现了旧军人融入新体制时必须完成的身份转换。

对这类历史人物的评价，应兼顾他们曾处的立场与后来所作的选择。陈明仁既保持了旧军人的刚毅，也在关键时刻作出顺应新局的决定。1959年会场外的短暂一幕，无论细节如何流传，至少说明：进入人民代表大会，会首先需要遵守的是新中国的公共纪律，而不是旧日的个人威望。